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

天涯海角

保险公司的羚羊:灰尘与砖块

3. 灰尘与砖块

　　到了唐家岭，车停了足足两分钟，伴着嘟嘟的刷卡声和或轻或重的脚步声，大半车的人走下来或者跳下来--他们到家了。

　　走下公交车，路面上的扬尘扑面而来。隔在车道中间的砖墙，让本来就不宽的道路变得更加拥挤。四处车灯闪烁，人的眼睛就在光与灰的影子中扑闪着，害怕耀眼的车灯，害怕钻到眼睛里的沙尘。

　　西直门和唐家岭，这两端都是密密麻麻的人群，不同的是，一头是窗明几净，另一头则是灰尘密布。

　　选择在唐家岭住，一来朋友的推荐，二来"这里吃的比较多"，爱吃的李鑫平便忽略了灰尘，在这里安了家。一天的辛劳之后，美美地吃上一顿，是李鑫平最好的享受。唐家岭或许缺少整洁的环境、井然的秩序，但最不缺的就是街边一个一个的小饭馆。东北菜、川菜、湘菜、麻辣烫，凡是能想到的吃的，这里都有。每天晚上六点开始，路灯初上，生意也渐渐火起来。

　　晚饭后已经八点多了，弯弯曲曲的小路引向他要安睡一晚的地方。忽闪忽闪的路灯，没有持久的明亮与安全感。走到了一个小巷子里，到处都可以看见堆砌的砖块，这里永远都在拆与建的循环之中。那一堆堆的砖块，可能消失在今天，又会在明天的另一个地方出现。

　　上楼的木梯摇摇晃晃，若是第一次来，会很害怕从上面掉下来。而李鑫平早已经习惯了，闭着眼睛都能走，根本不用小心翼翼扶着旁边的栏杆。

　　在这个房东自己搭建的二层楼里，没有公共厕所，也没有洗澡的地方。冬天要上厕所，得出去受冻，于是，他"憋着"；夏天，公共厕所缺水冲刷，臭气熏天，于是，他"忍着"。

　　公共厕所在小巷的进口处，一堵砖墙，可以看见漏风的没有装玻璃的窗户。到了晚上，厕所没有亮灯，黑乎乎的一团，什么都看不见。但即使是新住户也很容易找到它，那股刺鼻的味道，却是无论如何都去除不掉。

　　他的小屋里，一个上下铺，一张单人床。他熟练地把电脑拿出来，放在单人床上架着的小桌上。上下铺是两弟兄睡的。弟弟是一个1987年的小男生，在这里上学。他穿着一件蓝色的外套，像一件中学的校服，脸上带着稚气，两颊上还泛着红晕。

　　从五点半到九点，李鑫平经历了由白日的辛苦到黑夜的安静，由喧嚣的闹市到尘土飞扬的村里栖息的过程。这一路上，西直门中关村清华北大，繁华的经济中心，中国最聪明的智力资源聚集在这里。只是海淀学府里的知识精英们，怎知在半个小时的路程之内，就是"村"的光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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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公司的羚羊:压力大，也要尽心

4. 压力大，也要尽心

　　保险公司每个月都有任务指标，达不到的员工要降级。很多人都没有熬完前三个月，就从公司"跑了"，因此这个行业有90%的流失率。

　　李鑫平坚持了下来。试用业务员、正式业务员、业务主任、业务经理一级、业务经理二级、高级经理一级、高级经理二级、区域总监、区域副总经理、区域总经理，这一级一级的阶梯让他苦苦奋斗。从试用业务员，到正式业务员，再到业务主任，他用了整整九个月。有比他快的，半年就升到业务经理一级；也有慢的，一年多，还只是试用业务员，每月拿1500元的底薪过活。

　　每天必上的课程，是八点半开始到十点半的大早会。所有的业务员聚集在大厅里。他们交流业务，分享经验。之后是四十分钟各个部门的培训。这样一个上午的时间就过去了。

　　在早会里，李鑫平总能学到东西--如何与人沟通打交道，了解经济走势和金融市场的发展。他给自己制定目标，对之前的工作进行总结。他期盼着每天的进步。

　　下午，是业务时间。刚来保险公司的时候，他每天打电话推销。一百块钱买一万个全球通的电话号码。"那时候可苦了"，一天四五百个电话，小灵通从来没有停过，挂了电话就拨下一个手机号，"打到后来都发热"，每天晚上充满电的小灵通到了下午三点钟就没电了。

　　公司每天都有一个小榜，每个人每天做了什么都挂在上面，达到标准才能回家。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看到别人的工作量，脑海中又浮起墙上的海报，业绩排行，一层的名人墙，李鑫平总会感到压力。

　　每天都有工作量，若完成了工作量，五点半可以下班，完不成就走不了。为了完成业务量，前三个月，他每天八点才能从公司出发回家。现在就不需要了。坐在公交车上，李鑫平说："我们部门里面现在还有好多人没下班呢。"

　　他打算在保险公司干三年，尽管以后一定会离开，但是他说，也要"像经营自己的事业一样尽心"。

　　这三年，他要学到销售的整个流程。在保险公司，每天和不同的人打交道，会学到"见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话"，怎么把客户搞定。

　　他说，做什么事情都不容易，但是既然做了，就要踏踏实实，有所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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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公司的羚羊:"你永远都不知道电话另一端的，是什么人"

5."你永远都不知道电话另一端的，是什么人"

　　现在他已经不需要自己亲自打电话来推销了，作为业务主任，他有两个助理专门打电话。他要做的，就是和有意向的客户进行深一步的交流，为他们制作合适的保险计划，会见客户，出单签保险合同。

　　和客户的谈判在他看来，是充满未知的，是刺激有趣的，因为"你永远都不知道电话另一端的，是什么人"。 他有可能是农民，也有可能是央行的行长。

　　至于能不能谈成，要看相互的感觉。"力的作用是相互的"，你不喜欢他，他也不喜欢你。遇上不喜欢的客户，看了第一眼他就知道，没戏。

　　有一次他去西单的中行总行，客户是四十多岁的白领，拿了她那张名片，走出去都不一样。"这个人给我的感觉很好。真的，有些有钱人，素质就是很高。"可惜这单他没有谈成，因为第二次再见面的时候，他以要签单的心态去，被理性的银行人看出他的着急，于是黄了。

　　李鑫平还谈过一个特别有钱的客户，开的是宝马，有三套房产。后来没有谈成，客户说，做个三千块钱的吧，看你们整天在外面跑啊，也挺辛苦的。李鑫平说，当时他的脸刷一下就拉下了，很不高兴。"我的工作虽然很辛苦，也希望你买我的保险，但我不愿意因为被可怜才做出业绩。"他认识一个二十二岁的小伙子，十二岁死了妈妈，十七岁出来闯荡，从学徒到现在的大厨，"都是一步一步努力奋斗过来的，不需要被别人可怜"。

　　他有个同事，和一个北京的暴发户谈。暴发户特别喜欢拍桌子，后来同事也把西服一脱，跟着拍桌子。这样，单子才顺利地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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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公司的羚羊:铁哥儿们

6. 铁哥儿们

　　客户是陌生的，但是那些从小处来的哥儿们，让李鑫平觉得，总有坚实的靠山，让他觉得安心、快乐。

　　2007年过年回家，早上五点还没到，天还没有亮，就有哥们儿开着车到车站接他吃饭了。本来和家里人说好20号左右回家，却在哥儿们那儿呆到25号。真回家时，又是一大帮人跟着他回去。只要是在哥儿们的地盘，他住宾馆，吃香的喝辣的，从来都不需要自己花钱。

　　他的高中同学，家里都比较有钱。有困难的时候，李鑫平不愿意向家里人开口，一个电话直接打到哥儿们那里，只要说"在几号几点之前，把多少钱打到账上"，他的燃眉之急就能解决。就算那时他们手上没钱，借了钱也会打到李鑫平的账上。

　　但即便哥儿们比他有钱，关系铁，他借了钱之后总是要还上。

　　哥儿们来北京，他也尽了地主之谊--五个人来玩，他花了六千，"啥都买，啥都吃，北京能玩的地方都玩了"。当时是2005年，李鑫平还没有正式的工作，在外面做兼职，一个月最多就挣一千块钱。这么十几天的工夫，他半年的积蓄都花出去了。

　　今年过年的时候回去，李鑫平发现那帮朋友们变化很大。

　　以前都是在一起讨论吃的玩的，现在问的都是有什么打算，想要干什么。他们抽的香烟也不一样，原来是十块钱的芙蓉红，现在都是中华。而他，现在每天的花费，或许还抵不上一包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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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下的青春--"高知"贫民村调查

五　向下的青春--"高知"贫民村调查

　　何忠洲

　　在北京，这个在社会学上被命名为"新失业群体"，开始越来越庞大，并且在北京的周边地区，逐渐形成一个个群落。

　　太阳一往西移，唐家岭就开始拥挤不堪。保持着几分钟一趟的速度，一辆辆公交车，犹如卸货一般，将满车厢的乘客吐了出来。本来就只够两辆车并行的街道上，瞬间便全是人。路边的摊贩开始起劲地叫卖在浑浊的空气里已经无法分辨出味道的熟食来。

　　这是北京市海淀区最靠边的一个村子，隶属西北旺镇，是典型的城乡结合部。再往西一点，就是昌平区的地界。

　　不过李竟没有上班，下午五点半，记者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在离站台不远的一个熟食棚里，埋头狼吞着一碗牛肉面。从早上吃了一个烙饼到现在，他连午饭还都没吃。

　　此时，和他住在一起的黄玉清还没有下班，一墙之隔的罗平与胡小杰刚刚在中关村挤上公交车，一个小时后将到达唐家岭。

　　这是李竟一天中差不多最舒服的时候，夏日的溽热即将退去，而吃饱了肚子，已经在屋里窝了半天的他，浑身的劲儿就都来了。

　　"吃饱了，一天的窝囊劲儿就都散掉了。"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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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下的青春--"高知"贫民村调查:落脚唐家岭

1. 落脚唐家岭

　　李竟在屋里已经窝了快两个月了。在离唐家岭车站站台大概三四百米的距离，一溜铁皮架子搭建的平房，靠边的一间，李竟就住在那里。

　　就在这个被李竟强调是"住处"而不是"家"的地方，他已经住了整整一年。这也是李竟大学毕业后一直呆着的地方。

　　一年前的7月1日，从中国农业大学毕业，卷着4年前入学时学校发的一床被褥，一个脸盆，一个揉巴着几件衣服的皮箱，几捆舍不得丢的书，李竟来到这里。

　　年纪轻轻的他，提起往事，已有不堪回首的唏嘘。

　　今年24岁的李竟来自河南安阳农村，2002年考上了中国农业大学。尽管当时，中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19%，但是对李竟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根据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卫宏当时对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河北科技大学等院校的实证研究，全国平均城市万人录取数是农村的4.25倍，城市享有的高等教育机会远远高于农村，差距极为明显。

　　4年大学生活，李竟和绝大多数同学一样，过着"三点一线"（课堂-宿舍-食堂）的生活。

　　和高中时对大学的想象很不一样，等到李竟上大学时，有关大学生跌落凡尘的故事已遍布于社会。从杀猪卖肉，到买冰糖葫芦、烤羊肉串，"天之骄子"的光环已经不再惠顾这一群体了。

　　2006年5月，教育部高校学生司负责人说，大学生定位为普通劳动者。

　　李竟回忆说："当时学校里议论纷纷，我从报纸上看到印象最深的一句话，说现在的大学教育：收费精英化，就业大众化。"

　　这已经是大学生就业难在中国上演了若干个年头之后的事了。

　　自从1998年中国高校开始扩招，到2002年左右，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就一年胜过一年。

　　根据2006年12月份中国社科院发布的"蓝皮书"（《2007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2007年，中国城镇需要就业的人口将超过2500万人，而新增加的就业岗位加上自然减员一共只有1000万个。而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对全国114个城市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调查表明，对大学毕业生的需求仅占新增就业岗位总量的22%，但在2007年，有495万大学毕业生等待就业。此外，还有为数不少的职业技术学校毕业生。

　　紧箍咒是从一入学就带在每个同学的头上的。

　　李竟说，我原本是满怀理想、壮志凌云的，以为上了大学就可以如何如何了。但是入学第一天，一位师兄就告诉我们，好好学习，希望将来能找个好工作。

　　不过，这些并没有太影响李竟，甚至在2006年开学不久，学校就业指导服务中心还曾经专门组织过一次关于大学生就业的讲座，一个专家在台上讲："好工作就业单位不要人，赖工作大学生不愿意去。"他说，大学生就业，应该放低眼光，着眼长远。

　　李竟当时甚至觉得好笑，因为那个时候，他参加了研究生考试，正在等考试结果。"我当时就想，我都考研了，着眼还不远吗？"

　　就在这个时候，团中央、教育部"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又组织大学生到西部去。任期结束，他们能够享受考研加分等优惠政策。

　　同年2月，北京市首批招聘200名大学毕业生，到郊区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助理和村委会主任助理。

　　这些，李竟正忙于考研准备，并没有太放到心上。

　　但是，到2006年4月，考研未成功的消息突然使得李竟变得极为被动。他突然发现找工作是一件如此令人难堪的事情。那两三个月里，尽管每天早起晚归，在中华英才网的求职栏里，他也不知发过多少电子邮件（"反正每次都很简单，复制粘贴，然后发送。"他说。），面试次数连自己也数不清，但真正有意向签约的却屈指可数。曾经有一家公司，答应了和李竟签，但是李竟稍微犹豫了一下，因为他觉得也许还会有更好的机会。但等到他决定去签的时候，那家公司却因为在约定的时间里他未到而另招了他人。

　　按照规定，到7月1日，毕业生都要离开宿舍。之前，离别时刻的发泄都已尽兴：拼酒、摔酒瓶、酒醉痛哭，散伙饭也已经吃过，离校成为必然，而找一个住处则成为了当务之急。

　　在唐家岭一带找地方住就成了必然的选择。"我当时还想再考一年研的，那里离农大不太远，以前黄玉清在那边住过。"黄玉清并不是中国农业大学毕业的学生。他和李竟来自同一个地区。在民办高校中国软件学院读书期间，他有一段时间在外面租房子住，就在唐家岭一带。那时，一间十多平方米的房子，租金是150元，很多年轻人都还住在东北旺，那里离中关村更近。上地软件园那时也还没有完全建成。但是，两年之后，同样的房子已经涨到300元。

　　卷着铺盖的李竟在黄玉清的带领下，在唐家岭住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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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下的青春--"高知"贫民村调查:群落正在形成

2. 群落正在形成

　　罗平与胡小杰也是大学生。不过一个是大专生，一个是来自某所并不出名的民办学校。他们比李竟还要早住进这一溜儿平房。四人均来自农家。在李竟住进不久后，只有一墙之隔的他们就混熟了。"有时候有事情我们懒得敲门，就直接捶墙。"胡小杰说。

　　相比于黄玉清、罗平、胡小杰等人，毕业于中国农业大学的李竟还是显得有些特殊。"毕竟毕业于中国农业大学，说出去好听一些。"

　　但是很快，李竟便不愿意在人面前提及自己毕业的学校了。李竟开始打算边找个临时工作干着，边利用空闲时间准备考研。"毕竟考过一年了，不需要一开始就专门来准备。"于是，在黄玉清的介绍下，他到中关村找到了一份卖电脑的临时工作。底薪800元，按销售利润提成15%。但是一个月后，李竟颗粒无收，竟然连一台电脑也未卖出。"还是太面，见到生人张不开口，更重要的是他不会和别人去抢生意。"同在一起卖电脑的黄玉清说。

　　就在卖电脑期间，李竟又认识了在海龙电子城站柜台的程娟，不过，她并不是大学生，她高中毕业后就跟着叔叔出来了。

　　当时他们正找房子，李竟热心地告诉他们唐家岭的情况。于是他们搬到了唐家岭。在那里，出租求租的牌子与纸条到处都是。而程娟在找合租伙伴时，碰到了女孩"素素"。

　　再加上原本住在这一溜铁皮房子的一些人很快都混熟，这个圈子在唐家岭越来越大。

　　记者询问到底有多少熟人在这附近，李竟想了想说："都是年轻人，不下四十人吧。"

　　这是唐家岭四五万外来人口中的几个。而本村村民，才三千多，正是这些外来人口，成就了每天上下班时唐家岭街道黑压压一片的局面。他们，基本都是年轻人，每个人都在唐家岭形成了自己的生活圈和交往圈。

　　而大学生，成为了这个群体里面比重越来越大的一部分人。

　　不过，李竟并没有和他熟悉的这近四十人很频繁地来往。下班后，更多的时候，他窝在屋子里看书，这使得他与众不同。而更多的年轻人，则到街道上四处逛。那里，音响和叫卖声混成一片。

　　李竟经常与大家见面的地点是在唐家岭公交站的站台。即使是失业之后，窝在家里，"每天连午饭都懒得去吃"，李竟还是会在唐家岭的街道上出现。

　　隔三差五，他会碰到一些同病相怜者。罗平也曾失过业，在那段时间，懂一些技术的他做过一段时间的电脑修理工。这使得他接触到更多居住在唐家岭街道一线的年轻人。以后经常在街道上碰到了，大家就会招招手打个招呼。

　　不过，电脑修理工，这仍然不过是个短工。在认识李竟的那些年轻朋友们中，绝大部分都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也不乏车轮战般的换工作者。

　　导购、营业员、餐厅服务员、业务员，甚至散发广告传单，李竟还一度尝试找家教做。按照行情，每小时能够有30-50元的收入。他甚至曾经贴出条，表示愿意家教和家务一起做，但是最后没有人找上门来。

　　他所做的都是些临时性的活儿。这些临时性的活儿，在大家眼中，本来就不算是工作。

　　好在，每个月都有些收入，而且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梦想，大家也都相信，梦想总有实现的一天。

　　尽管在唐家岭，这里的生活环境算不上好。然而其优势也是明显的。首先，这里生活成本远较市内低。而遍布于这条街道的二元店、三元店里，很多生活日用品都可买到。就是吃食，譬如牛肉面，别的地方卖五元，这里卖三元。

　　更重要的是，这里离中关村、上地软件园都在一个小时的车程范围内。从2006年，北京公交降价以后，拿着公交卡，只要花上四毛钱，他们就能够坐上一两个小时的车，到需要去的地方。虽然有时候也很费时间，但是对这群人来说，最不值钱的就是时间。更何况，就在北京的上班一族里，还有很多人得坐两个小时的车才能赶到工作地点，对于居住在唐家岭的人来说，他们实在是幸福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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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下的青春--"高知"贫民村调查:失业后的困顿

3. 失业后的困顿

　　到了晚上七点半，罗平与胡小杰都回来了。记者约李竟等人一起吃夜宵。

　　在狭窄的唐家岭街道的两侧，一到晚上，长龙般的大排档就摆了出来。

　　为了招揽顾客，大排档的一面是电视，正放着东北二人转。一个光膀子的老头正和一个老妇女插科打诨。一大群人一边喝酒一边大笑。

　　就在坐下的时候，李竟斜了一眼，轻声简洁地说："俗！"

　　不过，和着毛豆、花生，几杯啤酒下肚，李竟的话开始多起来了。

　　在唐家岭的日子并不让人快乐，总有来自外界的很多压力，"使人憋闷"。

　　自从毕业，李竟就没再回过中国农业大学。一次，同班同学聚会，李竟也兴冲冲地前去参加。分别数月，同学见面分外亲热。但是，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同学之间的差别就已经出现了。有如李竟般无业却正在准备考研的，也有很快就进入社会角色，在社会上颇有大展拳脚之势的。分别时，一位北京本地的同学开着轿车，"走，带你一程。"那个同学说。

　　"不，我自己转转就回去了。"李竟一口回绝。但是在回去的路上他心里却堵得慌。于是忍不住给家里打了一个电话。电话是大姐接的。

　　问了几句家里的情况，大姐便开始问他的状况。

　　"总不外乎我怎么样有没有钱用这些话，那时我就在唐家岭这边窝着，什么事情也没有干，但是我得告诉家里我很好，有事情正在干着。"李竟后来说。

　　电话随后转到邻居家小孩手里：李竟哥，我再过两个月就初中毕业了，想出来打工，你在北京这么多年，能不能帮我介绍一份工作啊?

　　李竟一下子愣住了，不过他马上接茬："好，等到有合适的工作我给你打电话。"

　　无论怎样，在老家，他是大学生，家里的脸面是要顾着的。但是压力却始终在。经济压力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

　　在唐家岭住了三个月后，从来不会理财的李竟开始理起财来。他把自己的每一笔收入都一一记在一个小本上。

　　抛开每个月和黄玉清平摊的300元房租和六七十元的水电费，个人的消耗实际上并不高。为了省钱，他们自己做饭吃，虽然是单间的房子，但是房东在出租房的一角摆置了一些厨具，再添加一些碗筷，自己做饭，每个月的生活消费都能控制在200元以下。这就意味着，不出什么意外，一个月400元，李竟就能安然度过了。

　　但前提是，他能够有点事情干。"而且，我没有办法做到那么节省。"他说。

　　夜宵后的结账很快成了一个注脚。原本是记者说明请客的，但是吃罢，当服务员拿着账本过来时，李竟竟然和记者抢着结账。四个人，喝了四瓶啤酒，吃了很多毛豆和花生，花了五十多元钱。

　　但是，刚刚走出大排档，一个女服务员追了出来："喂，你们给钱了没有？"

　　李竟的脸一下子红到脖根。在收钱的服务员回应"付过了，付过了"的同时，他拔腿就走，就这样低着头，一直走了很久，他的话才又多起来。

　　夜晚的唐家岭备显热闹，大货车贴着人呼啸而过，烤羊肉串架子上烟火缭绕，音像店里摇滚四起，再加上尚未退尽的溽热，街道上一片热气腾腾的景象。

　　李竟领着记者在人群里穿梭，嘴里开始不停地说话。在一个路口，他突然停住话头，头抬得高高的，径直往前走。那里，一家成人保健商店正虚掩着帘子。旁边是一个美发厅，穿着肚脐装的女郎高挑着腿在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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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下的青春--"高知"贫民村调查:腹背受困的群体

4. 腹背受困的群体

　　对于李竟这样失业的人来说，最难过的倒并不在于生活的艰难和压力。"每个月有几百块钱的收入倒不是很难，吃的差些穿的差些也无所谓，周围污水遍地也能忍受，唯独面对前途，让人很难受。"

　　在搬到唐家岭后不久，李竟和黄玉清，胡小杰等人就曾讨论自己的命运与出路。开始，考研是李竟的希望，但再次考研失利之后，他感到前所未有的迷茫。"就算考上研究生又如何呢？很有可能也只是（失业）缓期执行。"

　　开始的时候，没有工作，李竟觉得是自己的机会没有把握好，因为考研失去了机会。毕竟，同学中间也还是有人找到工作的，甚至也有还很不错的。他也曾自责：大学期间为什么就没有更多地到外面去接触呢？为什么没有多考个证呢？他甚至有过一段时间的绝望期。"那个时候我就在想，可能确实是我能力不行的原因。"

　　但是，当他在唐家岭住下来，发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和自己一样时，心底里的疑惑便与日俱增。他清楚地记得学者孙立平的一篇文章，那篇文章使他的想法有了很大的改变。在那篇文章中，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分析说：越来越大的城乡差距是大学毕业生挤在大城市、造成就业结构畸形的主要原因。

　　李竟曾有过回家乡所在县城找工作的想法，一个选项是去教书。但是，就在去年，他的一个表妹师范毕业，通过各种关系，花了一万多元，才进了镇里一个小学当老师。在那边，各种政府机构人浮于事，而企业，更是没有多少生机的。"我要是回去，可能根本就没人要。在北京念的书，好歹还认识一些同学和老师，在老家那边，我什么关系也没有。"

　　对孙立平提出的"新失业群体"，他很快就对号入座。"我们也是弱势群体，没有话语权。"他说。

　　但是，在北京又将如何呢？

　　跨过污水纵横的小道，李竟带记者到他居住的地方。在不到十平米的一间小屋子里，上下层的铁架子床，两张木桌上放着洗漱用具，公共厕所的臭气从一边传了进来。

　　"你家里收拾得很干净啊！"记者说。这句话马上得到李竟的纠正："住的地方，哪能称家呢？"

　　这又是一个在夜宵时曾经延续的话题，当时，记者问到：万一考研不成，那你以后怎么考虑？

　　李竟回答说："不知道，先就这样呆着吧。"

　　说罢，他猛喝一口酒，一时给呛着了，剧烈地咳嗽起来，竟把眼泪都咳了出来。

　　（转引自《中国新闻周刊》2007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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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在"大学村落"

六　奋斗在"大学村落"

　　初春，柳色青青。

　　早上七点，三五成群的年轻人走在河堤边，步履匆忙，队伍颇为壮观。他们赶着奔向写字间或者是大学的教室，他们来自不同的城市，揣着梦想奋斗在北京城。通向大路的河堤是他们每日的必经之路，见证了他们离开大学后在北京工作、学习的生活。

　　这里是他们的"大学村落"，位于北四环外、八达岭高速以西，二里庄。有着美丽名字的小月河是条时常有臭味的水沟，整夯的河堤西边是这些年轻人的落脚地。河边曾经发生过命案，学生们中流传着一对殉情男女不同版本的故事。

　　小月河主营学生公寓的物业公司有八家左右，每栋二三层的楼结构大同小异，与大学宿舍类似，一楼住男生、二楼以上住女生，顶层有自习教室。昏暗的通道两边是紧闭的房门，走进房间，二十平方米左右，墙壁斑驳，三张高低铺占据墙角，桌子、床头堆着一摞摞的司法考试辅导丛书、GRE词汇、注册会计师资格考试辅导书等。床底下、柜子顶上放着大小不一的箱子。地上堆放着塑料盆、垃圾桶等杂物。入住只需要登记身份证号，住宿长短随需而定，住的时间越长越便宜，半年1500元一个床位。由于流动性大，每年的9月要租到这样一个床位并不容易。

　　住在这里的年轻人都来自外地，没有北京户口，大多在北京各类中小企业或者小型外企驻京办事处工作，不工作的则是在准备法硕、注会等热门考试。人员流动频繁，有的住了三年，有的刚来一个月，"性价比高"是他们选择这里的一致理由。租费便宜，房间里有空调、电视，免交水费、电费，如果要接入网络再交80元/月，大部分人拒绝了网络。"这样才能更安心地学习，而且附近的网吧上网很便宜的。"只要一个电话，每份不超过五元的面条、盖饭直接送到房间。改善伙食的话，他们会到河边散布着各种口味的小饭馆，流行的烤翅、麻辣烫最受欢迎。沿河的地摊上小贩出售各种各样的东西，用他们的话说"应有尽有"。

　　在北京，他们拥有的很少，站着是两个脚印大小的地方，躺下是一张小小的床。然而他们每个人都乐观、积极，相互鼓励着，坚持着"高低铺"的日子，追寻心中的梦想。

　　城市的每一天都在发生变化，人的命运捉摸不定。"大学村落"的年轻人游离在城市和大学的边缘，在他们青春弥漫的气息背后，是无知无畏还是精打细算，并不能简单下定论。他们会笑着告诉你，王宝强曾经就住在附近的某个公寓，却不愿多说自己在寻觅着的东西，只谈现在正在做什么，比如备考、工作、跳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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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在"大学村落":这里不缺成功传奇(1)

1. 这里不缺成功传奇

　　张　樱

　　杨珊珊从湖南老家来北京参加人民大学的自考，两年学业结束拿到文凭找工作，她在北京一待就是四年。找工作的艰难她已经不愿多提。"想起来就特别憋屈，我明明已经完成了专升本的学习，拿到了人民大学的文凭，可是每次找工作人家都会以相同的理由把我一bangzi打回来：'对不起，你读的不是全日制大学。'我的自信全没了。如果可以，我真想回到当时以自考生的身份坐在人民大学课堂里和其他本科生一起上课的日子，那时候我觉得自己是真正的本科生，特别自豪，觉得自己真了不起！"

　　杨珊珊算得上是小月河的"老人"了。近四年的"宿龄"，让她对这里的典故、传闻了如指掌，也让她见识了各种不同学历、不同生活背景、不同职业的室友。住在小月河，杨珊珊觉得最缺少的不是文凭，不是北京人的身份，而是"安全感"。

　　现在，杨珊珊在一家规模很小的私营企业工作，每月1200元的工资。在那家以北京本地人为主力军的公司里，杨珊珊是没有北京身份的少数派。刚参加工作的头半年，她曾经几次在电话里失声痛哭，告诉在湖南农村的父母自己想回湖南工作。"可是爸爸严厉责备我，希望我怎么着也得在北京坚持下去。他觉得我能来北京是光耀门楣的事情，在当地逢人就说。在他眼里，我在北京学习、工作就成了北京人。"

　　和杨珊珊的父母一样，不少"小月河族"的父母们在家乡对孩子在北京学习、工作的现状不太了解，认为他们来到北京、找到工作就是奋斗的最高目标，至于其他，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只是待在北京。杨珊珊们已经回不去了。

　　工资不高，杨珊珊只能选择住在"大学村落"。

　　小月河的出租方式有两种：租床位和包间。租床位前你对其他室友一无所知，不知道会遇到什么背景、什么生活习惯的人；相对来说，租包间的自主选择性更强，你可以找三五个熟悉的同性好友，一起去物业租个房间，只是包间比床位的价格高一点。起初，杨珊珊为了省钱租了个床位，和室友们相处得挺融洽，可以意想不到的冲突随着一个东北女孩的到来突然爆发了。

　　一个从东北来北京找工作的女孩住进了这个原本已有五个人的房间。由于生活习惯不同，五个南方女孩总觉得这个北方女孩洗澡次数少、不爱干净，起初大伙还拿这个开玩笑，时间一长，东北女孩不高兴了，进进出出都板着脸，外人戏称她们宿舍是"两大阵营"。一天下午，四个南方女孩一块儿去澡堂洗澡，另一个南方女孩小忆把钱包扔在床上就去水房洗衣服了，东北女孩拉着床帘躺在上铺看书。洗完衣服，小忆发现钱包里的钱全没了，此时洗澡的女孩们也回来了，五个人一致认为是东北女孩偷了钱，不由分说地围住她，你一言我一语，煞有介事地"开堂会审"起来。"她非说不是她拿的，可当时宿舍只有她一个人，那时候我们想：不是她还能是谁？后来我们吓唬她说要报警，她一点也不发怵，回了句：'你们就报警吧！你们没资格审问我，让警察来跟我谈。'"五个女孩打了110，警察盘问了东北女孩，可是她一口咬定没偷，也找不到证据，警察只好作罢。

天涯海角

奋斗在"大学村落":这里不缺成功传奇(2)

矛盾并没有因为警察的离去而烟消云散，"怀疑重点"仍然只有一个--东北女孩，长达半年多的冷战和排斥由此开始。三天一大骂，小吵天天有。除了平日里不间断的冷嘲热讽，五个女孩甚至使出种种办法让东北女孩过得难受，希望以此逼迫她主动搬走。比如东北女孩在下铺坐着吃饭，她们借口整理床铺，站在上铺拼命抖被子，被子上的尘土纷纷落进东北女孩的碗里。渐渐的，千变万化的整人招数让杨珊珊看不下去了，她悄悄劝东北女孩："可能我们当初真的误会你了，不过直到现在她们都认为是你偷的，所以才排挤你。你过得多难受啊，干脆搬走得了。"东北女孩谢过她，还是坚持住着，直到期满。

　　经过这桩"莫须有"的盗窃案，杨珊珊觉得19岁的自己不再善良，在排挤东北女孩的几个月里，她曾经出谋划策，曾经恶语相向。在一年合约期满的那天，和那个东北女孩一样，她搬出了那个房间。

　　可是新的房间让杨珊珊又遭遇了"盗窃案"。还没等她熟悉新的室友，一个女孩就冷冷地向全体宿舍人员宣告："我银行卡里的钱少了2000元，我知道是你们中谁取的，最好赶紧给我还回来，不然后天我就报警！"杨珊珊不禁打了个寒战："当时我特别害怕。说起来也可笑，我没偷，根本用不着害怕，我就是怕她们说我是新来的，认定是我拿的，被人怀疑的事儿我见过，心有余悸。"第二天，钱居然乖乖地回到了那个女孩的卡里。熟识以后，那个女孩告诉杨珊珊，其实她发现卡里少了钱的时候就知道是谁取走的，因为之前她曾经和一个室友去过银行，估计是取钱的时候身旁的室友看到了密码。"肯定是她心虚，怕我报警，第二天就给我卡上打了钱。"

　　两桩"盗窃案"让杨珊珊不寒而栗。于是第三次租房，她主动找到了几个熟悉的女孩，一起租了个包间。"虽然贵点，可是我们对彼此都很信任，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不用整天防着人，也不用担心被人防着，住着放心。"

　　生活有着落，虽然艰苦且不是自己理想中的方式，杨珊珊一直在坚持。她喜欢聊她看到的、就在身边的"成功案例"，那些室友或者前辈的故事让她兴奋。他们中有依靠自我奋斗的，也有投机取巧的，更不乏"传奇故事"型的。无论他们经历了什么，杨珊珊都把他们统统归为"特别成功的人"。

　　杨珊珊有一个室友，也是个自考生，通过两年早出晚归的学习、考证，最终进了一家瑞士企业。"她拿到offer的那天，我比她还激动！"让杨珊珊失落的是，后来那个女孩工作太忙，不再有空与杨珊珊相约逛街、回小月河吃烧烤和麻辣烫。

　　杨珊珊另一个室友，在参加两届自考落榜之后，经一个好友介绍，去广州和一个素未谋面的男孩相亲，一见钟情，嫁入豪门，成了小月河的传奇人物。"她再没回来，只是在结婚前打电话让我帮她退掉床位，还'顺便'让我告诉其他姐妹，男孩家里打算花2000万给他们办婚礼。当时我都疯了！拿着手机一遍遍重复：'2000万啊2000万！'"

　　2007年中国最红的演员王宝强，是杨珊珊口中屡次出现的小月河人。或许是王宝强曾经和她拥有相同的"小月河人"身份，她甚至对王宝强的任何新闻都保持高度关注和传播热情。"你知道吗？王宝强今年要推出个人自传，主要内容就是他的个人奋斗史，书里会披露他早年的一些照片，我跟你打赌，里面肯定会有他在小月河的日子!"

　　在杨珊珊看来，"成功"离她不过一尺，将来的某一天，她也会成为其中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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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在"大学村落":茫然的蜗牛(1)

2. 茫然的蜗牛

　　梁　旭

　　孙延斌时常感叹选专业真不能一时冲动。当年有人劝他选择就业前景好的软件专业，而孙延斌却毅然选择了自己喜欢的硬件专业。在他看来，要学就学自己喜欢的，就业问题不必太计较。但当他毕业之后才发现，兴趣真的不能当饭吃。他只好回过头来重学一门可以用来谋生的专业，但半路出家的就业前景令他十分迷茫。

　　晚上10点半，孙延斌洗洗便钻了被窝。一闭眼，这世界只剩下"噼里啪啦"的键盘声。同屋的其他四人，都在网络游戏里激战正酣，这会儿睡觉对他们来说还太早。孙延斌揉揉盯了一整天电脑屏幕的眼睛，使劲儿眨巴眨巴，干涩得挤不出一滴水。

　　在"噼里啪啦"的键盘声中迷迷糊糊入睡，睡了又醒来，这样的日子已近一年，他早就习惯了。"战斗"了一夜的室友清点"战果"，意犹未尽，每一天的"战斗"对他们来说都可以收获比睡觉更多的乐趣和自我满足感。而对于孙延斌来说，太阳还是昨天的那个太阳，小月河也日复一日亘古不变地流淌。

　　孙延斌家在农村。提起父母的年龄,他多少有些羞涩："爸妈的具体岁数我也不太清楚，五六十了吧。只记得一个属龙的一个属蛇的。"他们兄弟二人，哥哥属鸡，他属鼠。

　　小时候，妈妈教哥俩认字，孙延斌总是先学会，可是一顿饭之后，哥哥还记得，他却忘了。在他的印象里，哥哥"天天不学习"、"总是欺负他"，他不明白这样的哥哥怎么就能考上山西师范大学的本科，又从北京师范大学的硕士一直读到北京邮电大学的博士。

　　但是上学那会儿，他没有想这么多。他并不在乎自己的学校是否是名校，也不在乎自己读的是专科还是本科。至于能在学校学到什么东西，他更是没兴趣去管。于是，他本以为漫长的大学时光便在一个个懒觉中溜走了。

　　2007年孙延斌专科毕业。当时他面临一个专升本的机会，只要愿意去参加考试，就可以上本科。

　　那时，"天天不学习"的哥哥已经结婚，新嫂子人挺不错。"我嫂子让我上个本科，我哥说，就他这水平？没戏。他说我英语不行。我这英语确实不太成，考了一次四级，没过，就再也没考过。"

　　孙延斌的同班同学不少，最终却只有一个男生考了本科。孙延斌便跟着大部队进入了社会。"随大流呗，我就是那种人。"

　　但当他真的走上社会，却发现工作不是那么好找的，好工作更难找。在石家庄上了3000多一个月的JAVA培训班之后，他找了个每月1000块的工作。家里人并不支持他的工作，认为没有什么前途。他年前辞了职，年后又去石家庄试了试运气，却仍旧没有收获，干脆又回家，自己看书。这一呆便是三个月，家里父母倒是不着急，可他的书却越来越看不进去，终于，他再也坐不住了。

　　2008年5月，孙延斌在哥哥嫂子的劝说下进京了。行李是一床褥子和一条毯子。

　　当年在他上大学的时候，嫂子就建议他学软件，他觉得没兴趣，就选了硬件。可是兴趣这玩意儿有时候真不能当饭吃，当初没听嫂子的话，毕业之后果真找不着饭碗。这回还得听嫂子的劝。

　　哥哥帮他在知春里附近找好了住处，报班的事儿也早已安排好了。

　　四个月，学费一万元。把这笔"巨款"交付出去的时候，孙延斌终于感觉到自己不再是个大学里的学生，同样是花钱，滋味却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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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在"大学村落":茫然的蜗牛(2)

在北京最火热的四个月里， 孙延斌每日重复着这样的生活：坐在60个人的教室里，盯着电脑屏幕，从早上九点到晚上九点， 一直坐到膀子疼，汗如雨下。

　　"那时候是我这辈子学习最认真的时候，比上大学时候认真。"

　　9月份培训结束，一周后，他成为清华紫光金之盾的员工。上班的前一天，他搬进了小月河一个名为"北京师范大学特色专业"的学生公寓，每月租金250元。

　　"搬来没几天，我就想搬走了。住在这儿不安全，老丢东西。我们屋就有人丢衣服，第一天晒在外面，第二天就没了。所以我的贵重物品，像银行卡什么的，都放在我哥那儿。"

　　虽说很想搬走，但他自己都不知道还能去哪，只好先在这里将就着。

　　清华紫光朝九晚五的工作，比上培训班那会儿轻松很多。公司的食堂也可以满足一日三餐的需要，每日还有10元饭补。周末他就到哥哥那里，让哥哥请客，改善一下伙食。

　　晚上6点多回到小月河，睡觉还太早，又没别的事情做，他就到附近中国软件经营学院的教室里看看书。"宿舍的人天天打游戏，有时候也拉着我玩。谁不爱玩啊？我老爱玩了。可是到了这儿光打游戏，不是浪费吗？在学校的时候，绝对不会这么认真。现在出来，有压力了。"

　　"有时候在公交车上，听到一些搞计算机的同行聊天，有些专业名词我听不懂，心理就特别难受。"

　　现在学习时间少了，反倒更想学习。但是，离开了学校，他再也没有找到系统地学习一样东西的机会，只能在工作中学习和积累经验。

　　"有的时候挺不知足的，老是对自己不满意。处在一个新的阶段，就有新的想法。"

　　但就像不满意小月河的居住条件，却又不知道去哪一样，对于工作，他也没有自己的方向。

　　"他们说，走技术这条路有发展。有发展吗？我不知道。他们说做管理有前途，我觉得自己不是这块料。"

　　他默默地想了想，笑道："觉得自己就像一个迷茫的默默爬行的蜗牛。"

　　再过两个月，孙延斌来北京就满一年了。但对他来说，北京仍然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城市。他甚至连天安门都没有去过。

　　"我哥和朋友带我去逛过奥林匹克公园、天坛、地坛、清华、北大。平时下班后偶尔会去易初莲花逛逛，我在这儿朋友不多，自己也不怎么溜达。"

　　有人叫他踢足球，懒得去，顶多上新浪网看看NBA。买报纸看新闻，没那习惯。偶尔借本小说看看吧，挺没意思。没有谈恋爱，虽然家里人天天唠叨。连他自己都觉得这生活似乎太平淡了，没有一点儿出彩的地方。

　　要是公司里事儿不多，闲下来了，他有时会愣会儿神儿，想家，想在家里忙农活儿的爸妈。

　　"这儿离家有点远，我还是想回石家庄。我听说石家庄要建一个软件园，要是有发展，我就回去。我想在石家庄市里买房子安家，那比较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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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在"大学村落":白天上班族，晚上学生族

3. 白天上班族，晚上学生族

　　张　樱

　　和阔别7年的高中同学在小月河的"大学村落"相遇，记者以为彼此会尴尬--至少在这种脏乱差的环境下相见，我担心她会有心理负担。实际上，我们聊得很愉快，显然她对目前的生活很满足。

　　黄琼是位让人羡慕的美女白领，她住在"大学村落"多少让人有点意外。

　　2004年，黄琼从南京一所重点大学的英语系毕业，不喜欢南京也不喜欢上海，她选择到北京工作。家里人不放心她一个人租房子，联系了远房亲戚。亲戚答应提供空房，于是黄琼一来北京就有了免费的房子住。

　　"和小月河学生公寓比起来，那套房子简直就是豪宅，装修得特别好。可是，那种孤单让我受不了。原来南京的同学大多在杭州、上海工作，几乎没人来北京。一到周末，我就买一堆吃的，在家看两天电视，人都快憋傻了。"亲戚全家人都是医生，有洁癖，每次来都嫌黄琼收拾房子不够干净利落。没多久，有朋友推荐了小月河的"大学村落"，她毫不犹豫地租了个床位，住了下来。

　　刚到北京时，黄琼在一家外国公司的北京代表处担任助理。办事处人手少，加上黄琼性格活泼、胆大心细，很快就得到了重用，最后老板索性把人事、财务、主管几大职务全交给她一个人。"我很快成了公司的大拿，一般员工跟我说点事儿，都得拿小心翼翼的态度。"3年工作下来，黄琼没了激情。"每天就是机械地完成各项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活儿。"

　　上海一位好友的跳槽让黄琼颇为震动。"她原来是一家外企的助理，每天就是陪女上司参加各种晚宴。她觉得过这样的日子算是白活了，纯粹是打杂和瞎混，学不到真本事。2007年初，她跳槽去了一家外贸公司工作。没想到一年下来，年薪涨到了5万多，比以前足足多出2万元。"黄琼坐不住了。好友的转变、年龄的增长让她迫切感觉到自己也需要某种飞跃。

　　黄琼想到了跳槽。"那时候，我只是觉得不能再这样没有任何发展空间地混下去，并没有仔细考虑要做哪个行业。"目前，黄琼在一家国际会展公司工作，为国外各种展会联系国内场地、布置会场等。"之前我对这个行业的了解完全是一片空白，一切从零学起。虽然每天体力上辛苦一些，思想上却比以前轻松，不用整天想着'哎呀我这样混下去怎么办'之类的问题。再加上这个领域在国内挺新潮的，我相信将来我会有发展空间。"

　　黄琼的工作职位、薪金待遇非常好，休闲生活也丰富多彩，和小月河里其他人早出晚归的枯燥相比似乎有点格格不入。

　　"其实我在北京也没什么大学同学、昔日好友，所以我老出去玩。"慢慢的，黄琼发现北京是一个休闲设施特别全面、发达的城市。"比如冬天，我可以去京郊滑雪、泡温泉，还可以去卡拉OK唱歌、看电影，在北京，几乎就没有你想得到却玩不到的地方!"

　　黄琼是个"月光族"，每个月4000多元的月薪，除了支付200多元的房租，她的其他开支都花在吃饭、购物和休闲上。"我的同事、父母知道我住在小月河，都特别惊讶和心疼，老劝我离开这里，出去租个好点的房子，起码可以一个人住一个单间。"黄琼却不愿意，她太害怕孤单了，她喜欢"大学村落"的氛围，喜欢这里的方便、自由。"这里和大学的宿舍几乎是一样的环境。白天上班，晚上重温一把学生的感觉，大伙儿打打闹闹笑笑，就把白天上班的苦闷全忘了。"

　　谈过一场失败的恋爱，黄琼心目中的男朋友应该是年龄相当、志趣相投的，至于现实生活的柴米油盐她没有或者说不愿意多想。工作、生活在北京，黄琼深深知道自己是这个城市的外地人，她不确定自己会不会在这个城市落户安定下来，也许有一天，找到心仪的男友，一起奔向另外一个城市。